姓名所反应的中国文化

    姓名，顾名思义，由姓和名组成，也称名字。人的姓名，是人类为区分个体，给每个个体给定的特定名称符号，是通过语言文字信息区别人群个体差异的标志。由于有了姓名，人类才能正常有序地交往，因此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。而你知道吗?我们国的姓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完全可以反映出我过的社会与文化。

　　由于人们在社会时代、环境变化、文化底蕴、信仰追求等的不同，人们有不同思想认识标准，姓名是长辈赐名给下一代的标识，这个是时代思想意境的一种表达，不同的人群就会有不同的社会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原来认为姓名就是一符号，但在认可后就是名主将来思想的短语，在思想上姓名为名主表达最深刻的意境，人们经过受用的名称之为姓名。

　　在远古时期，人们没姓没名。“燧人氏，伏羲氏，女娲氏”都只是氏族部落的幡号。而据传说到了黄帝时代人们才有了姓名，《史记》记载，黄帝“姓公孙，名曰轩辕。”不过，这总让人觉得有后人伪造之嫌，可信度不大。那时可能有姓，但仍是部落的幡号，所以有头脸的大人物开始有了名，如“尧、舜、禹”等等。平头百姓连名也没有，譬如舜的父亲叫“瞽叟”，其实真实的含义叫“瞎老头”。都是同一个部落，同一个姓，只称名也就够了。后来，随着氏族部落的发展壮大，开始分家寻求发展，于是出现了以居住地为“氏”的新部落，所以司马迁又说：“自黄帝至舜、禹，皆同姓而异其国号，以章明德。故黄帝为有熊，帝颛顼为高阳，帝喾为高辛，帝尧为陶唐，帝舜为有虞。帝禹为夏后而别氏，姓姒氏。契为商，姓子氏。弃为周，姓姬氏”。到了殷商时代以至周初，还是称名不称姓。商王有的叫“报丁、报乙、主壬、天乙”，名字中都有天干符号，大概与出生时辰有关吧。

　　“姓以别婚姻，氏以别贵贱”。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姓名对于婚姻、家庭、社会的重要性。于是，周朝便由政府对人的姓名做出明确规定。《礼》曰：“子生三月，父亲名之。二十则使宾友冠而字之。”意思是说，孩子出生三个月，父亲就要给他取个名字。到了二十岁，便请亲朋好友来，为成人的孩子举行加冠礼，并为他取字。字，也就是别名。春秋时期人的姓名开始制度化，但仅属于上层社会。而孔子，名丘，字仲尼;颜回，字渊，就是明证。由此可见此时人的姓名逐步规范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

    姓名蕴涵着大量的文史典故和传统文化知识，是中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又一展现。姓名中包涵的文史知识，足以使姓名成为一门专科学问。已故相声艺术家马三立先生曾说：“我，马三立。马，三根腿立着。马三立。”您可千万别当真，其实这是老爷子在“逗你玩”。《左传》说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这才是“三立”的本义呢。不少人取名“立德”、“立功”、“立言”都是出于此意。“诗书画”三绝的郑板桥，姓郑，名燮，字克柔，《尚书·洪范》：“燮友克柔。”意思是说，和蔼可亲就能以柔取胜。民国将军孙立人，还有某些人叫“达人”，都源于《论语》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。民国代总统李宗仁，字德邻。也是出自《论语》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。这种例子多多，举不胜举。人们相信姓名要符合命理五行，在音形意义数理格上要和谐，吉祥和谐的名字，对一个人的健康、婚姻、事业有极强的灵动力和暗示力，增进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方式改变。

　　在古代，人们往往有名有字。熟悉三国的朋友肯定对赵子龙，关云长，张翼德，曹玄德如数家珍。他们有的名与字大抵相同，譬如诸葛亮，字孔明;有的名与字相辅相成，例如南宋著名词人刘过，字改之。古人与朋友同事相处，为尊重他人总是称对方的字、绝不能当面指名道姓，那是很不礼貌的行为。只有长辈对晚辈才可以直呼其名。自称也称名。如果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，就会闹出笑话。

　　而古人除了名与字之外，还有号。例如文人骚客的别号，陶渊明号五柳先生，欧阳修号六一居士，苏轼号东坡居士，郑燮号板桥道人等等。至于古代君主、诸侯、大臣、后妃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，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，评定褒贬，又给予一个寓含善意评价、带有评判性质的称号，即为谥号。有些人的谥号由于经常被后人称呼，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，如曾文正(曾国藩)、岳武穆(岳飞)、陶靖节(陶渊明)等。总之，人们对取名问题是相当重视的。

    名字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长辈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和理想寄托，反映出其家庭的人文环境与家庭素养。为孩子取名时，父亲往往反复斟酌，引经据典，还请德高望重的族长或博学鸿儒再三商量。大家讲究，名字要有高远的寓意，字面要典雅，音韵要响亮，还要不产生不好的歧义，确实很费一番心思。不少人成年后自己重新命名，也是求名字更和己意。取名的确要谨慎，像“焦厚根”、“牛边”、“毕云月”之类的，很容易引起误解曲解，弄得很是尴尬。

　　此外，有趣的是取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。例如早年间，人们生活贫穷，文化素质较低，受旧风俗旧习惯的影响，说给孩子起个孬名好养活。所以什么“孬蛋”、“孬小”、“狗蛋”、“狗剩”、“王八”等小名遍布城乡，大人们叫得很自然，孩子们也不嫌臊得慌，还说这是以毒攻毒。又因为旧社会名叫医疗水平底下，人们为了孩子长命百岁，就给孩子取名“立柱”、“留柱”，怕他跑了就取谐音“栓柱”。还有的怕孩子生病，就叫他“铁蛋”、“钢弹”、“结实”。女孩的小名，无非是“兰、英、菊、妮、娣”的叫，这就不似男孩子那样难听。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，民间的取名又有了新的变化，但大抵都可以反应出当时的社会环境。譬如“建设”、“援朝”想必肯定与抗美援朝、五年计划有关;叫“跃进”、“国庆”想必也是大跃进、国庆节时出生的。在这个时期，如果翻阅户籍簿，简直像阅读一部中国现代史，你完全可以通过不同时期新生儿的名字判断当时的社会环境。

　　总之，姓名里的学问可就太大了。